1991年利科去巴黎某大学参加论文答辩。一位中年教师来到他面前，对他说出这样的话：“二十年来，我总想对您说：当年是我打的您，是我把废纸篓扣在您的头上。”这位二十年前的尤里姆街巴黎高师的学生，请求利科原谅他……
二十多年前的1970年年初，巴黎农泰尔大学局势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讲，紧张程度超过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法律系已经临时决定关闭，动荡波及其他文科系。此时，利科任这所大学的文学院主任。他是前一年才被正式任命就职的。这位纯学者型的主任，他要领导的是一艘难以驾驭的航船，这使他成为失控形势的牺牲品，成为“新的政治文化的受难人物”（阿兰图海纳语）。上任不久，他就为支持另一主任R·雷蒙的任命屡遭极端学生的围攻、谩骂甚至殴打。学生会随时闯入他的办公室，把办公桌上的材料和文件扫到地下，用脚在地毯上踩灭烟头，并会把窗帘扯掉撕碎……但是，利科仍然坚持工作和教学。一位师从利科做论文的女生莫尼克执意要见导师，竟然得以穿过学生和警察组成的人群来到利科讲课的阶梯教室，她被眼前的情景震动了：“他在讲课，背后是涂抹着大块乱七八糟颜色的污秽墙壁。这真是介入形势、履行职责的绝妙方式。这太令人钦佩了！我感到这近乎某种贵族风度！”在那段特殊时期，利科的这种“表现”特别激怒了极端学生。他们抨击所谓的学院哲学，他们的宣传小册子中称利科教授的解释学是半宗教、半哲学的异种。一位学生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哲学。他还讥讽地问道：“如若这就是哲学，为什么利科不干脆去神学院教书？”此时的利科不但要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还要教课，要指导本年的80份论文，真可说是心力交瘁。l月26日，疲惫的利科在课前去咖啡厅用咖啡，他穿过乱糟糟的走廊，以避开二十多个学生要进行的“截击”。不料，这些学生决意等他回来，并趁机把一个废纸篓塞满。当利科重新出现时，他们就朝他脸上吐唾沫，一个学生把塞满脏物的废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利科此时的立场是决不向着新的挑衅让步：不惜代价。他慢慢把废纸篓从头上取下来，然后默默地走向他要授课的阶梯教室。他像平日一样登上讲台，打开讲义和备课本。但是这次，面对台下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的学生们，他只说了一句话：“不，我不能上课。”说完，他不加任何解释，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在学生们惊异的目光下离开了阶梯教室。他坚持走回到办公室，但一到那儿，他就躺倒了，他的承受力到了极限……很快，媒介就大肆炒作这“废纸篓事件”。可悲的是，新闻宣传没有引起应有的社会震动，反而引发了普遍的嘲笑：头顶废纸篓的系主任，这个形象紧紧粘在利科身上，挥之不去，正如有些回忆录所指出的，这件事本应局限在小范围内，人们本以为披露它可激发内部的愤慨和外界的同情。这是错误的估计，失败的战术。所以，在这个事件中，真正的受害者其实就是一个：那就是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始终要维护学者尊严又毫无防卫力的利科。
当然，学院里的绝大多数的教师还是同情、支持利科的。一些学生也以不同形式表示他们对这个事件的异于激进学生的立场。但是，大学局势仍然紧张、难以控制。利科遵从医嘱在家静休两周。在这期间，雷蒙独自支撑局面。从2月3日起，形势进一步动荡；50多名反对派学生扣押了学院的两位办事员，进行了一场公开审判；他们的证件被没收，脸上被涂上了黑颜色。其中一位被赶到一张桌子上，据称是为了让他作“自我批评”……随之而来的是更严重的暴力：因为两派学生组织发生激烈的对抗，一位雷诺工厂的工会分子12日前来支持一派组织，在冲突中头部被击破裂，送入医院弥留8天后死亡。一些学生还企图冲击学院办公机关抢夺档案……利科在这种形势下结束病假又回到学校。事态的严重令他沮丧、茫然，他不明白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什么，后来事情的发展使利科又一次成为受害者。教育部、内务部指示学校要保证校园的安全，校方作出三项决定，校长郑重发表学校不安全的声明，二是将实行校园“正常化”，谁都明白这项决定的危险性，但利科心里想的是这可能只有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实行的决定，他想错了。如果这两条还不足以保证安全，那最后就只有关闭学校。
以后发生的事情是利科始料不及的：教育部、内务部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利用校方的声明急着要实行校园“正常化”，2月27日，内务部派了五辆警车在校园周围巡逻，而利科只是在半夜接到内务部秘书的一个电话才得知此事的。内务部秘书告诉他，第二天清晨7点，警方将进入学校。利科说，你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但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你放弃了权力，我们要介入。”就这样，警察入校，学生修筑工事，双方发生暴力冲突，学生之间的各种冲突、矛盾也越来越深。在媒介的宣传下，许多学生则把发生暴力的起因归咎于利科。一些学校的同事和朋友也表示了他们的不满和批评态度（杜夫海纳，杜梅里，特别是利奥塔尔，他甚至批评利科与内务部长是同流合污）。利科感到自己在承受废纸篓的重压后，又戴上了人们强加给他的警察入校的帽子，他尝到了失败和不公正的苦涩。利科于是走向辞职。1970年5月12日，雷蒙这个昔日利科的助手，在新的选举中当选为新主任，直到1976年。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利科则离开了农泰尔大学去了芝加哥大学。
他真正为法国人理解和接受，则要等到八十年代以后。再后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道歉，利科认识这个昔日高师的学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在二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他都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他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我对这迟到的道歉深受感动，我原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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